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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上都写了什么？

2021-04-08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近日，撒贝宁在节目中用起立背诵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方式向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致敬，他说道“今天大家去天安门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当代人以这种方式追忆我们的英雄”。他谈起自己小时候参加爱国主义主题演讲比赛时准备的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从他的话语里可以感觉到爱国主义和追忆英雄是分不开的195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这块纪念碑生动表现了人民革命波澜壮阔的历程是新中国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建筑物它的存在是纪念英雄也是鼓舞生者。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为天安门广场承载着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传统，是全国各族人民敬仰和向往的地方。周恩来提议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周恩来的提议获得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和一致通过。9月30日下午6时，闭幕式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建立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辞说：“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成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有关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提法最早见于1951年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给政务院的报告。这一报告由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签署，其主要内容是纪念碑拟于1951年春开始施工，并提出了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工程预算。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主任由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担任，副主任由国际著名建筑家梁思成、郑振铎（时任文物局局长等职）担任，秘书长为薛子正（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王明之（时任北京市建设局局长）为工程事务处处长。工程事务处下设七个组，分别为：建筑设计组、美术工作组、电气装置组、土木施工组、石料供应组、财务核算组（由中财委负责）、摄影纪录组。此外，专设一个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领导下，研究浮雕画片所需的史料题材。会议还决定，人民英雄纪念碑系伟大而永久的革命纪念物，必须集中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从事此一工作，必要时可以通过中央人事部，向全国各地调用干部。确定设计方案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随即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知。到1951年，就收到140多件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和设计修改方案（截止最后定案时共收到240多件）。海外华侨也积极献计献策，华侨领袖陈嘉庚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作了水泥柱头模型。为了体现周恩来总理关于建筑纪念碑的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1953年3月，兴建委员会从240多种设计方案中精选出8种，向专业设计人员广泛征求意见。1952年，有关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征求各界人民的意见，归纳、修正成最后的图样。确定碑型后，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兴建。确定整体碑型的造型和外观碑通高为37.94米，碑基面积约3000平方米。碑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均有台阶。底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米。上层座呈方形。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一种侧面上下凸出，中间凹入的台基，由佛座逐渐演变而来）。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8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队、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以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性浮雕。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浮雕刻有170多个人物，概括而生动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人民革命的伟大史实。上层小须弥座四周镌刻有以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组成的8个花环。两层须弥座承托着高大的碑身。碑心是一块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达103吨的大石。碑心正面（北面）镌刻毛泽东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于1955年6月9日题写）8个镀金大字；背面是周恩来题写的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的碑文。碑文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此碑文中的“三年以来”是指解放战争；“三十年以来”是指自1919年五四运动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而1840年则是中国受侵略的开始，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从此弥漫着滚滚硝烟，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三个时间段中，都有中国爱国志士的不屈抗争。碑身两侧装饰着用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浮雕花环，象征人民英雄的革命精神万古长存。题字都由阴文镌刻在石面上，然后采用中国传统的镏金方法，做成钢胎金字镶嵌进去。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余两。整座纪念碑用17000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雄伟壮观，庄严肃穆。纪念碑浮雕石料采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矿。纪念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筒体，将碑座和碑身各部分石块牢固地拉结浇注在一起。共同关心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指示下完成的。史料中有一份珍贵的毛泽东手书批示。事情缘于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三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后，向毛泽东建议，对纪念碑的设计提出新的意见，如：浮雕史料应特别慎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图画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虑铜铸；整个图形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纹样宜另行选择，明清两朝纹样纤弱无力，不宜多用等。毛泽东看到建议后，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付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在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中还有另一份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原碑文是彭真拟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将它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当毛泽东把撰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题字送来后，刘开渠为请周恩来总理写碑文，按照碑身的大小比例，打了一张格子交送上去。不久，周恩来总理把写好的碑文亲自送到工地，并谦虚地说：“我躲到北戴河练了一个星期的字，你看行不行？”刘开渠于1953年调到北京，担任纪念碑的设计处长兼雕塑组组长。在此之前，纪念碑四周要做八块浮雕的设想已定下来。浮雕表现什么内容，经反复讨论，确定根据碑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历史中，举出八个题材，可是具体到表现每个历史时期，把什么人物刻在画面上，刻不刻党的领袖等，却一时无法确定。设计处只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指示，每个情节中的人物，只雕刻到连队的干部、不要把高级领导人刻在面上。当有人提议表现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时，毛泽东不同意，坚持说：“还是刻‘八·一’南昌起义！”题字1949年10月，著名书法篆刻家魏长青应邀参加了建碑工程。毛泽东的题字原先是写在信纸上的，每个字只有两寸左右见方。要把这些字刻到碑心石上，首先要把字放大20倍，其中一个“永”字就有两米多高。当时，工作人员借助于幻灯投影机将字放大，然后按着光影把字描下来。可是这样描出的字却失掉了原手写体的神韵。魏长青仔细分析了毛泽东手写体字的特点，随后精心描摹，细致加工。最后他把加工好的字照相缩小20倍，与原手写体相对照，竟不差毫厘。技艺精湛的石匠们据此将放大了的字体刻上石碑。但由于碑心石是花岗岩，又硬又脆，一刻就崩，雕刻工作因此一度中断。魏长青便建议：把胶皮覆盖在碑体上，将需要镌刻部位的胶皮挖下来，形成“阴文”轮廓，然后用高压喷射矿砂往花岗岩上“打”。就这样，石匠们终于成功地镌刻出“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八个边缘整齐、熠熠生辉的大字，使之光照千古，永存于人民的心中。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装饰设计，尤其是表达纪念精神的浮雕设计，是先由史学家初选出中国历史上的“十大革命运动”题材，最后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审定，然后调集一批画家、雕塑家和石工，到1953年才成立美术创作组来完成指定题材的八面浮雕。八块浮雕的创作者分别是：1.《虎门销烟》画稿艾中信，雕刻曾祖韶，助手李祯祥；2.《太平天国》画稿李宗津，雕刻王丙召；3.《武昌起义》画稿董希文，雕刻傅天仇；4.《五四运动》画稿冯法祀，雕刻滑田友；5.《五卅运动》画稿吴作人，雕刻王临乙；6.《八一南昌起义》画稿王式廓，雕刻萧传玖；7.《抗日战争》画稿辛莽，雕刻张松鹤；8.《胜利渡长江》画稿彦涵、雕刻刘开渠。人民英雄纪念碑，从1949年9月30日决议兴建到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隆重揭幕，一共花了近9年时间。中央研究决定1958年5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仪式，因为这一天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那天，天安门广场响起了雄壮的国歌、国际歌乐曲。人民英雄纪念碑，将永远激励人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王震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

2021-04-02

1979年春，中共中央作出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是最早最积极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和开办经济特区政策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多次到深圳视察，不遗余力地支持特区建设，为深圳改革开放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给深圳特区的创立输送第一批“拓荒牛”　　1979年末，当不少人还在为开办特区激烈争论的时候，王震却在思考如何对深圳特区这个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给予支持。一向注重实干、雷厉风行的他，于12月11日南下深圳考察。　　王震此次深圳之行是“有备而行”的。　　1978年11月，王震率团访问英国，所见所闻让他眼界大开。当时英国70%的普通民众已经拥有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阔绰的私人住宅和轿车，每年度假可以出国旅游。访英结束后，王震语出惊人：“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11月26日，王震返京，参加了已接近尾声的中央工作会议。他在西北组发言时说，我1957年、1974年先后到过日本，今年访问英国，路过瑞士等国，看到他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很高的，比发明蒸汽机的工业革命时期不知要高多少倍。他提出可以在平等互惠、互通有无的政策下，搞补偿贸易、合资企业，也可以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对我国的大江大河进行疏浚，建设梯级开发水电站，开采有色金属、贵重稀有金属等矿产，以加快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他的发言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同志称赞他“这个炮放得好”。　　王震是分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他认为创办特区是国家大事，国防工业集中了国家很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尖端技术，支持特区建设责无旁贷；同时国防工业也需要设立一个对外窗口，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发展。　　王震和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研究后，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在深圳特区开辟窗口，开办军工企业对外贸易，在支持特区建设的同时，促进国防工业发展，实现双赢。1979年11月，王震先派国防工办副主任王辉带队，组织各有关工业部副部长到深圳进行了半个多月实地调研、论证、选点，商定了在深圳设点的初步方案。　　听取洪学智与王辉的专题汇报后，王震决定亲自出马，带领由洪学智及国防工办系统的三机部（航空工业）、四机部（电子工业）、五机部（兵器工业）、七机部（航天工业）、八机部（战术导弹）等5个部20余位正副部长组成的阵容豪华的考察团南下深圳。　　当时，深圳还是一个十分不起眼的边陲小镇。新成立的深圳市委就设在原宝安县委所在地新园。市委招待所十分简陋，食堂是用铁皮刚刚搭建起来的简易建筑，里面仅能摆下两三张饭桌。王震不计较这些，带着20多位正副部长就在这个简陋的招待所住了下来。　　到达深圳的当天下午，王震就在招待所会议室听取了第一任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的汇报。当张勋甫提到深圳是新成立的市，缺少城市规划方面的人才时，王震当即表示：“这方面我们可以支持你们，回去后就抽调设计人员来。”　　其时，深圳的同志对办特区心里没底，王震就鼓励他们：“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办特区是中央的决定，是新生事物，一定要搞好。现在你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有了自己的设想和打算，这些都是好的。办特区没有先例，只要你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相信一定能够办好！”　　白天，王震白发皓首，策杖而行，就像当年在新疆、北大荒开荒屯垦那样，跑遍了深圳的荒山野岭和海边滩涂，调查了解情况，为深圳特区的创立出谋划策。在蛇口工业区考察时，他认真查看了蛇口工业区的平面设计图，指着图上那条工业大道说：“这条道路加虚线28米，要考虑公路两旁的绿化，是不是就按28米考虑，不要使以后尘土飞扬。”他指着工地北面的山，说：“这些都可以给你们招商局，要把这些山都开发出来。”　　晚上，王震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抓紧时间开会研究参与深圳特区建设的工作。一方面，他帮助各部各公司确定发展方向、筛选优先项目、调配急需人才，特别强调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要求各部要以战争年代冲锋在前的闯劲，以屯垦戍边的精神，率先在特区投资开发，创建自己对外开放的窗口，为深圳特区建设打头阵、作贡献，尽快将国防工业搞上去。另一方面，向深圳市领导介绍国防工办各工业部的军工企业在深圳开设窗口、设点扩大对外贸易的意向。他说，我们中央5个部来参与特区建设，你们要大力支持。深圳方面当即表态，房子由你们自己挑，喜欢哪里就可以买哪里。　　王震返回北京后，雷厉风行地为深圳抽调了100多名城市规划设计人员。这批专家陆续抵达深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为深圳的地质勘探和最初的城市规划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王震的大力协调下，促成了第一批国防工办系统部级单位到深圳投资办企业的大项目。遵照王震的指示，国防工办各工业部调集精兵强将登陆深圳，带来了第一批人才、资金、技术，成为中央部委、全国各省区市中最先到特区开辟荒地、投资兴业的生力军，第一批央企大项目为深圳特区最初发展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　　三机部所属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中航技）率先成立，大型推土机削平山头，填平沟壑，短短一个月时间实现了“七通一平”，建成了4栋牛毛毡的快装厂房和简易办公房，先后开办了南航电子厂、航空精密模具厂、深圳航空铝型材厂，成为在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最早奠基者之一。接着，四机部、五机部等部所属桑达、华能、北方、先科等一批大公司也陆续在深圳安营扎寨，投入大规模开发，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创造了人们交口称赞的“深圳速度”。这第一批被王震调来的军工人，被誉为深圳特区的“拓荒牛”。　　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国务院有关部委相继组成工贸进出口公司落户深圳，在深南中路从市委大院到中航小区的几华里路段与华强北路形成的十字商业街区，是央企扎堆发展之地，呈现出“央企八大金刚”各显神通、竞相发展的壮观场面。在这些特区开路先锋的带动下，这里成为特区的“科技实验室”“创新孵化区”“深圳梦发源地”，许多科技成果、产业从这里孵化，一批城市领军企业迅速崛起。深圳最早的一批合资企业，几乎都是驻深央企与外商合资兴办的，夯实了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立外向型经济的基础。　　如今，华强北路、深南中路这一段不仅成为中国著名的商业街，而且在国际上也很有名气。这些当年落户深圳的央企，如今仍然是深圳发展的支柱。那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高楼，在深圳干部群众的心目中，就是王震为特区建设树立的不朽丰碑。　　为深圳特区加快发展鼓与呼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一出现，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王震以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睿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支持深圳的改革开放事业。　　1982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城市基本建设和吸引外资的改革开放措施。这时社会上出现了种种议论，说什么“深圳引进外资、外商，把资本家从香港请进来，就是引进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那一套”；“除了罗湖口岸的红旗是红的，其他的都变色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针对这些议论，1982年2月，王震再次来到深圳。他在实地视察深圳特区改革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后，义正词严地指出：“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你们可以大胆地试验。不要前怕狼后怕虎，那样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短短几句话，大大增强了深圳市领导的信心。　　1983年3月，王震到广州视察。由于工作忙抽不开身，他特地委派身边工作人员和记者到深圳进行调查，了解有关部委所建项目的推进情况。当得知项目推进顺利，深圳特区在中央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取得新的进展时，王震十分高兴；当听说北京有人到深圳考察后认为建立特区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时，王震生气地说：“这些人比清末那些办洋务的还落后，还不如那时的郑观应。说什么走私增多了，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不开放时就没有走私啦？照样有，关键看你怎么管。”他旗帜鲜明地表态：“搞特区，搞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不能否定！”　　1984年一二月间，王震与杨尚昆陪同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广州、厦门、上海等地。视察的首站就是深圳。1月25日、26日两天，王震等陪同邓小平登上当时有“中华第一高楼”之称的国贸大厦，俯瞰深圳全景，接着又到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工贸中心以及渔民新村、蛇口工业区、中外合资华益铝材厂等处考察。邓小平对深圳特区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重要题词。　　返回北京后，王震向中央写出《关于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的情况报告》，对改革开放的成果及特区的现状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对进一步扩大我国对外开放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在报告中由衷地感慨：“小平同志提倡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对外开放政策及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他满怀激情地写道：　　1979年12月，我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带领国务院几个部长到蛇口考察。那时，蛇口是一片海滩和荒山，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也没有。这次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和蛇口的面貌就大不一样了，高层建筑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万吨级码头、直升机场开始使用，电信、供水、供电、防洪、供气和处理污水等设施初具规模，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在我国南海边崛起。看到这情景，心情十分兴奋。不禁想起一句古语：“士别三日，须刮目相看。”　　党中央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很多群众说：“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大好，关键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党中央！”小平同志是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这一次小平同志每到一地，都受到群众自发热烈的欢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央很快印发了王震的这个报告。1984年三四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这个报告又被作为主要文件印发，供与会代表学习，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时，王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他在中央党校给数百名领导干部作了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情况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有人对开放后的“长头发”“高跟鞋”“涂口红”看不惯，并认为是开放政策带来了淫秽、赌博、凶杀，说还不如关上国门……闭关自守是不行的。我看这是“好得很”和“糟得很”之争。请你们专家找几本办洋务的书读一读，也给我看一看。必须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他还着重指出：我们谈改革开放，不能割断历史。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来之不易！　　勉励深圳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1988年4月，王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1月上旬，王震继2月视察深圳后，一年当中第二次来到这里。他在与深圳市领导的谈话中指出，深圳特区是全国办得最早的特区，不要辜负小平同志的厚望，要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动向、趋势，发挥深圳的优势，抓住战机，勇于改革、开拓，积极引进外资，搞好内联，把特区建设搞快点。要正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像打仗一样，不要怕任何困难和艰险，要始终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给正在高速发展的深圳特区蒙上了一层阴影。西方一些国家借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在深圳投资的一些外商产生了动摇，中断了原来签订的一些合资、合作项目。在这关键时刻，王震不顾83岁高龄，于1991年2月18日至3月14日，再次视察深圳。这次他在深圳住了25天，是他历次视察深圳时间最长、考察最广泛的一次。　　在听取深圳市委的汇报并对深圳各方面工作进行考察后，王震对特区快速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由衷地赞叹道：在小平同志这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里，一茬茬新禾苗、新品种、新硕果不断出现。昔日的边陲小渔村变成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国内外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有谁不赞叹呢？俗话说，聚财先聚人。现在全国的人才向深圳流动，大浪淘沙后，精英会聚，将来的深圳可了不得啊！他热情鼓励深圳各界人士要充分发挥特区优势，把特区的工作做得更好。　　为了促进深圳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王震在深圳会见了一批批外国客商和港澳知名人士，热情地向他们推介深圳对外开放的成就和投资环境，帮助他们打消疑虑，鼓励他们继续在深圳、在中国其他地区投资。　　3月初，王震在下榻的深圳迎宾馆会见日本、美国以及港澳地区客商时说，要是10年前，可就没有这样漂亮的房子接待你们，那时只有宝安县招待所。10年后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迎宾馆可以说是深圳经济特区变化的缩影。10年弹指一挥间，深圳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的今天。深圳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的光明之路，是中华民族振兴之路、富强之路、走向世界之路、最终结束中国贫穷的过渡之路。　　王震对客商们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港澳台资金，需要其他国家的资金。我们欢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到祖国来投资，来赚钱；也欢迎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工商企业界、金融界的朋友们来中国投资、发财。在王震的积极鼓励下，不少外商又选择在深圳投资。　　王震非常关注深圳的长远发展，语重心长地对深圳市领导说，深圳是经济特区，搞好长远发展需要十分重视教育，九分九都不行，必须十分才行。深圳各行各业飞速发展急需大批专业人才，光靠深圳的优势让别人输送人才不行，必须自己下大力气培养人才。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把教育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把精力放在研究教育政策上。他还为深圳大学的创办解决了一些具体困难和问题。　　王震饶有兴致地谈到他主动请缨当“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理事长的事。当有关部门征求王震的意见，请他任基金会名誉理事长时，一生“不争官”的他却提出，要当就当理事长，不当名誉理事长。他把理事长“争到手”，是为了更多地为教师奖励基金筹措资金。　　3月3日下午，王震出席在迎宾馆举行的香港企业家余彭年向“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100万港币的捐赠仪式。他握着余彭年的手高兴地对在场其他领导说，余先生是我的湖南老乡，在香港的事业发展很好。这一次他慷慨捐资助教，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海内外有许多爱国侨胞和外籍华人，他们都很关心和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牢牢记住始祖炎帝和黄帝，相信他们不但会心系中华，更会为振兴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作贡献。我衷心希望余先生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我更希望余先生赚了大钱以后，再支持中国的教育。余彭年连连点头。　　考察中，王震深有感触地说：“纵观近百年历史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富强。当然，在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奋斗的过程中，难免有困难和曲折。但是，我们中国人民百折不挠，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他反复告诫深圳市委领导，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敢于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作坚决斗争。他十分赞赏深圳市委组织摄制的电视政论片《世纪行——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1990年6月7日，王震用3个半小时看完送审片，称赞“这部电视片把四项基本原则的精髓讲出来了，是宣传上的一个突破”。他指示对片子要认真修改提炼，并请胡乔木、邓力群亲自挑毛病，同时责成中宣部集中一批专家对脚本进行讨论和修改。修改后，王震又把片子送给李先念、彭真等老同志审看，并将意见反馈给摄制组。1990年8月，《世纪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深圳期间，王震专门会见了深圳市委领导及《世纪行》主创人员，指出：“《世纪行》是一部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都比较高的精品，是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歌颂改革开放的好教材，在全国起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这个电视片的新老版本，我看了不下数十次。我把录像带送给李先念同志，李先念同志也看了好几遍，一再说拍得好。我衷心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佳作问世。”并为《世纪行》题词：“祝影视界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王震要求深圳市委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提倡干部讲党性、讲政治、讲原则、讲团结、讲大局。特区党的干部、共产党员还要讲奉献，提倡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的精神，把党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不要向钱看，认为有钱就有一切，这是很危险的思想倾向。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农民。没有农民对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支持，就没有全国的解放，也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　　3月13日，王震在离开深圳前，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开放特区模范”。他指出，这8个字是我对深圳经济特区的评价。深圳应该是改革开放的模范，应该是特区的模范。事实上，深圳现在已经是特区的模范了。这个模范是小平同志精心培育的。在执行党中央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方面，深圳始终是走在前面的，在全国5个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起到了排头兵和模范的作用。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场，深圳特区面临新的任务，肩负新的历史使命。要继续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新的启示和新的思路，继续当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继续当好建设经济特区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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